改写后的文章：
除了平型关大捷，抗战期间还有一次骄人的胜利。这场战斗中，700名中国士兵与7000名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，结果歼灭了3500多名日军，而我方伤亡人数仅为7人。
对于这一战果，曾有人提出质疑，认为消灭的日军仅有30人。那么，这场战斗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？
1932年3月13日，清晨四点，东北东部的镜泊湖畔，突然传来一名情报员急匆匆的报告：“王总司令，天野第15旅团的7000多名日军已经开始向我们的驻地逼近！”总指挥王德林冷静回应：“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”
展开剩余85%王德林是山东沂水人，那个时候他是东北军的一名营长。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，30万东北军几乎没有抵抗，东三省迅速沦陷。王德林心中怒火中烧，毅然带领500多名士兵起义抗日。在李延禄的协助下，1932年2月，他们成立了“东北国民救国军”。王德林担任总司令，而孔宪荣则担任副总司令。
孔宪荣与王德林同为山东沂水人，二人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。参谋长李延禄，也是山东人，来自平度，他不仅经验丰富，而且极具军事才华。救国军成立后，连战连捷，不到一个月就收复了敦化、额穆和蛟河等县，队伍迅速从1400人扩大到5000人。
面对如此迅速的壮大，日军关东军指挥官本庄繁感到威胁，紧急调遣天野第十五旅团及独立守备队步兵第32大队共7000余人，分三路向镜泊湖进军进行“讨伐”。
看到敌人兵力远远超过我方，孔宪荣建议：“敌人是我们十倍的兵力，且训练有素，我们如果硬拼无疑是以卵击石，应该马上撤退，避其锋芒。”然而，参议长孟泾清则表示反对：“跑？哪里跑？敌人追上来，我们死得更快！”
这时，参谋长李延禄站了起来，重重拍了下桌子：“我支持反击，突围的机会微乎其微，只有背水一战，才有可能从绝境中反败为胜！”
李延禄自16岁参军，在吉林省防务军13混成旅任职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。他的意见得到了孟泾清的支持，少数服从多数，王德林和孔宪荣最终决定冒险一搏。
奇妙的是，孟泾清也是山东人（1931年便加入组织）。于是，四位山东汉子，带领着手下700余名战士，与数量悬殊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。
李延禄之所以决定迎战，正是因为他看中了镜泊湖一带的地形优势。救国军驻扎在镜泊湖南端的“东大泡”地区，这里是丘陵地带，地形复杂，当地老百姓称之为“墙缝”。根据测量，这片“墙缝”两侧的山壁高约25至30米，底部的道路宽度在80到100米之间，总长度达6.5华里。
如果能有效堵住两端的道路，日军在这样的地形中根本无法展开行动，就像熊掉进井里，怎么挣扎也没用，只能挨打。因此，这个地形成为了李延禄计划的关键。然而，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不容易，毕竟敌我实力差距悬殊，然而李延禄认为，正是这片狭窄的地形可能让他们创造奇迹。
好在，救国军此前通过几场胜利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，足足有30辆大车，刚好能派上用场。李延禄决定亲自带领补充团500人拦截敌军进入“墙缝”南端，而戴凤龄则指挥独立营的部分兵力，确保日军无法从后方撤退。
经过周密部署，到了早上七点，天野旅团的先头部队如潮水般涌向了“墙缝”。由于道路极为狭窄，当天野部队的前锋刚进入“墙缝”的南端，后续部队也紧随其后。就在这时，李延禄一声令下，双方一同开火。
枪声四起，从山间的大石块后冒出无数支黑洞洞的枪管，子弹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。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，直直砸向日军阵地。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关东军，在如此猛烈的打击面前也瞬间陷入混乱。狭窄的道路让日军根本无法展开阵型，开枪时甚至容易误伤同袍。
在猛烈的火力下，日军逐渐恢复了意识，开始组织反击，试图突破“墙头”的防线。但李延禄早已准备好防线，机枪齐齐排开，另一侧还有80名投弹手待命。此时，机枪的猛烈扫射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成一片，日军的惨叫声回荡在山谷之间。
战士们越来越勇猛，很多人甚至脱去上衣，赤膊上阵，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长达6里多的山道几乎成了日军的“葬身之地”。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，日军先后发动了7次冲锋，结果每次都被击退，几乎整条道路都被日军的尸体堵塞。
到了下午6点，戴凤龄指挥的部队也因弹药不足而不得不放走一些敌人。战斗持续到夜幕降临，李延禄下令撤退，战士们才纷纷撤离战场。
第二天中午，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来到“墙缝”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焚烧尸体。当地百姓回忆称，尸体被烧了整整五天，浓烟弥漫，气味刺鼻。
战后约半个月，王德林与李延禄带领人马来到战场遗址，发现了3500多支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枪支。根据统计，其中辎重兵和卫生兵并不配备步枪，这意味着，消灭的日军总数应该至少为3500人。这场战斗，最终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次大捷。
然而，有人对这场胜利提出质疑，认为为何没有对外公布如此辉煌的战果？原来，这场战斗是由“东北国民救国军”打的，而王德林和李延禄认为这应当归功于救国军。而李杜将军则认为，这场战斗应归功于“吉林抗日自卫军”，因为他曾在救国军成立时给予过资助。
由于双方在战功归属上有分歧，最终决定不对外发布战报，甚至没有上报。对于当时的救国军来说，这一战只为少数亲历者与当地人所知，而日军则对败仗保持沉默，他们宁愿掩盖这场惨败，甚至在公开报道中将其描绘为胜利。
尽管如此，日方留下的蛛丝马迹依然可以证明，这场战斗对于日军来说是一场沉重的失败。1933年12月，日本关东军发布的报告中提到，天野六郎少将带领的第15旅团“整体失踪”。
近年来，李延禄将军的后代曾提起诉讼，要求纠正历史的不实报道。2016年，案件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原支部书记李宗福曾回忆，小时候他就常到战斗遗址捡拾武器，战后的物品包括大量弹药、弹药箱和军用物品，足以填满两辆汽车。
后记：
王德林将军于1938年12月病逝，享年65岁；孟泾清则于1936年因叛徒出卖而英勇牺牲，年仅31岁。戴凤龄后来参加抗联五军，担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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